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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网官网得保证广交会顺顺利利地进行

【摘自网络；原创汾州乡情编辑部汾州乡情】

周总理提出的“三个关键问题”。

■ / 广州的老百姓，袁卫东就是其中一位。

2010年夏天刚开始那会儿，汾阳电视台特意派了人来广州，采访我爸袁德良，还给他做了个叫做《广州的汾阳人》的节目。采访的时候，我爸主要讲了讲周总理，还有总理当面问他的那三个事儿（我们就叫它“三问”吧）。

“三个问题”让我特别好奇。那年快夏天结束的时候，我回了一趟老爸那儿。当说到周总理提的“三个问题”，94岁的老爸一下子精神了起来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满怀感情地跟我聊了一个小时。那会儿，他的心思仿佛飘回了40多年前，回到了和周总理共度的那段难忘时光……

1967年1月份，因为“上海那场大变动”，广东这边有些群众组织就搞了个省革命造反的大联合（省革联），在1月22号那天把中共广东省委的权力给接手了。我呢，那时候情况紧急，就被派了个重要任务，就是“三支两军”，从部队调到地方上，做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还兼着生产组组长。在省革委会的头头们直接带着干下，我和生产组的兄弟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忙活，就想办法把被那些造反的人搞乱的工农业生产给调整回来，让它们都正常运转起来。

那时候，广东省的情况乱糟糟的，工厂不生产了，学校也不上课了，交通断了，广州的老百姓生活没了着落，就连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。这事儿闹得太大，周总理只好亲自跑到广州来处理。那时候，我已经是广交会的副主任了（广交会归生产组管）。我记得周总理在广州的一个会上跟那些群众代表说：“你们得想想大局，别打了，得保证广交会顺顺利利地进行。”总理的话一出，广州的乱子慢慢平息了，我心里也踏实多了，在当广交会副主任那八年（1968年到1972年）里，我一直都认认真真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
1969年年底，我去了北京，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，地点就在京西宾馆。开会那几天，周总理亲自来见了我们所有参会的人，跟我们聊得很投机，还特别关心各个省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得咋样。总理有个规矩，每次开会都得知道哪些省的领导来了，这次也一样。聊着聊着，说到广州的经济情况，总理忽然就叫了我的名字：“袁德良！”我一听总理叫我，心跳得跟打鼓似的，但很快就稳住了，大声应了声“到！”接着就赶紧跑到主席台上，站得笔直，等总理问话。

总理问我：“广交会那会儿，车子是怎么安排的？”我答道：“总理，这事儿我们安排得挺周到，都是从党政机关那边统一调的，保证广交会用车没问题。”总理听了，朝我摆摆手，让我坐回去，没再多问。总理脸上带着点笑意，看来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。这就是周总理问的第一件事儿。那时候广州挺乱的，有些造反派老抢车，所以广交会的用车问题让周总理挺操心的。多亏了总理多次重要指示，还亲自过问，再加上我们广交会全体员工的努力，“文革”那会儿广交会才没受影响，总理最关心的用车问题也顺利解决了。

没过多久，就在那一年年底，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酒店举行了。会议时候，周总理竟然也来了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大会居然安排我和周总理坐在一桌，这让我心里特别激动。我就坐在总理正对面，离他特别近。我还记得，同桌的还有几位负责经济和财贸的中央部门大领导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周总理对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，给参加会议的工交行业的代表们打了很大的气。而且，总理在这次会上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名字。他问我说：“袁德良，你来讲讲，广东省今年总共的生产值是多少啊？”

这次我回答时比上次从容多了，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总理，今年广东省计划的总产值是80亿到81亿，不过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好，预计能冲到83亿。”总理听了，嘴角上扬：“别说83亿了，能达到80亿就已经很棒了。”这就是周总理提的第二个问题。想想那时候国内情况挺复杂的，动荡不安，广东省能完成80亿的总产值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总理那句“能达到80亿就不错了”，明显看出他对广东的经济状况心里有数。他没给咱们太大压力，不追求那些虚高的经济数字，而是实事求是，挺体谅人的。那一句“很棒了”，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。

袁德良（站在最左边）和军区政委孔石泉（紧挨着袁德良）、广州军区副司令江燮元（站在最右边）一起迎接了毛岸青（中间）和他的妻子邵华（最右边第三个），还有他们的儿子毛新宇（邵华旁边）。

还是在首都北京。时间回到1970年11月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热热闹闹地召开了。我呢，有幸被安排到了主席台上，坐在了第二排的位置。不一会儿，周总理来了，他面带微笑，缓缓走上主席台。在场的所有代表都站了起来，掌声响个不停。总理笑着向大家挥手打招呼：“同志们好啊！”代表们齐声回应：“总理好！”总理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大家坐下：“大家都坐吧。”会议进行到讨论煤炭问题时，周总理突然转头问我：“你们广东那个‘北煤南运’的工作，进展得怎么样了？”我赶紧大声向总理汇报：“经过中央批准，我们把湖南宜章县梅田那片煤田划给广东开采，等建好了，一年能产500万吨煤，能用50年呢，这样我们广东的煤就多了。所以，还得请中央批准，从宜章修条铁路支线直接到广州北站。”总理听完我的汇报，满意地说：“不错嘛！”然后朝我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就没再多问了。这就是周总理提的第三个问题。

为啥周总理那么重视“北煤南运”这事儿呢？说起来，70年代头几年，广东的煤炭工业可真是难上加难。这边煤少得可怜，那边交通又不给力，北方的煤根本运不进来。省里领导一看，明白了，煤炭生产不上去，广东工业就别想发展。于是，咱们立马行动起来，全省上下一起动手，开了个大规模的找煤大战，特别盯住了红工、梅田、南岭、连阳、梅县和四望嶂这些煤矿，各个地方也都不含糊，自家的小煤矿也是拼了命地挖。咱们喊出口号，哪儿有煤，哪儿就得上人力。这一通忙活，效果还真不错，煤产量从一年200万吨噌噌涨到了460万吨，最后直接冲到了700万吨。“文革”那时候，广东煤炭工业能有这么大进步，全靠各级领导上心，特别是煤炭行业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不怕苦不怕累，没日没夜地干，这才让广东煤炭生产翻了身。

在书房，老爸还在不停地跟我聊起周总理，讲总理怎样关心广东省的工农业发展。四十多年前和总理的几次见面，他老是记在心里。总理当时提的“三个问题”，到现在他还时常在耳边听到，总理的高尚品格也一直鼓舞着他、影响着他。他说，这可是他这辈子得到的一份宝贵的精神宝贝。